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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-11-18 13:05

现在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,买书不仅仅是为了阅读,还顾及到了收藏,注重书的使用价值的同时,也关注书的观赏价值,对书的封面设计、装帧、版式、开本、用纸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,这也为重复出版提供了市场。傅雷翻译的《艺术哲学》,人文社1963年版32开黑白图随文走,安徽人民社1985年版是32开彩图集中放在书后,广西师大社则做成了16开两本,一卷彩图,一卷文字,这种版本很受读者欢迎。前面提到的李泽厚《美的历程》,广西师大社2001年出了16开铜版纸彩图本,效益仍然不错,这可以说是对原书的深加工。《乳房的历史》《男根的文化史》,也都是甲社出了黑白插图本后,乙社又出了彩图本,销售互不影响。

中国四大古典文学名著几乎每个文艺社、古籍社都出,有的出豪华本,有的出普及本,各有各的读者群,各有各的用途。湖南出版社还出版了《周易》《诗经》《四书》《老子》等古典名著的汉英对照、文白对照本,效果也不错。外国名著如奥威尔的《1984》、房龙的《宽容》、培根的《培根论说文集》,不但有好几个译本,而且还出了不止一种的中英对照本。《尤利西斯》《堂吉诃德》《追忆逝水年华》都有两种译本———中国人口这么多,读者群这么大,一本书由几个社出,有几种版本,有什么不好呢?但《傲慢与偏见》《漂亮朋友》《红与黑》等的译本多达十几种,就没有必要了,特别是有的后出的译本只是把原有的几种译本东抄一句,西掠一段,成了“百衲本”,这种做法就更不可取了。

重复出版虽然创造性不足,但也需要一定的眼光和知识面,起码知道“善之为善”,认得出什么是好东西,尽管是再次发现。创业难,守业也不易。我不能为父,而为子;不能创造文化,能够对文化再积累做些事情也是难能可贵的。经典就是一次次重印而传下来的,文化也是一代代再积累而存在下去的。

重复出版的书是大有可为的,如《风雪定陵》,在新世纪社很畅销,是中国台湾《中国时报》十大好书排行榜冠军之作,也是美国《世界周刊》畅销书排行榜冠军之作,转到浙江人民社,到2002年4月,已经印了26000册。甲社已经出版的书,乙社还可以继续出,如,李泽厚《美的历程》,1981年由文物社出版,有图版,中国社科社1984年出小32开本,1989年出大32开本,都没有图版,这可以说是使原书大众化、普及化。建工社出了16开本的《梁思成文集》,百花社把《中国建筑史》《中国雕塑史》做成了国际大32开本,取得了可观的效益,分别发行了六万多册和五万多册,《中国建筑史》还获得了国家图书奖。

著名学者钱定平教授曾有一个有趣的说法:中国二十世纪的学术大师都出生在1890至1910年这段时间。看看河北教育社获奖的《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丛书》和百花洲社的《国学大师丛书》就可了解个大概。总之,大师基本上要在日本侵华前完成大学教育,国民党溃败前奠定学术地位,否则,接下来的三十来年他要生活在持续的政治运动中,无法专心研究和写作,在政治挂帅的气氛下,即使出版了东西,现在如果要再版,改动的内容肯定不少,也需要“拨乱反正”。刘大杰的《中国文学发展史》四十年代出版,以后为了迎合当时的环境,不断修改,越改越糟,怎么改也赶不上形势的发展,真的成了“老赶”。看看重复出版而持续热销的《昆德拉文集》《南怀瑾文集》《钱穆作品系列》《余英时作品系列》,令人感慨系之。

而经过时间考验的经典之作,那些没有版权的中外名著,更是各社竞相出版的对象。

《金庸作品集》原由三联书店出版,现由广州出版社购买了版权;王小波的《时代三部曲》出版者也已由花城出版社变成了陕西师大出版社。这种一部作品先后由两家或几家出版,后一家或后几家的做法通常叫做“炒冷饭”,被酷评家称之为“吃回锅肉”,但这只是说了重复出版不利的一面。从好的方面来说,重复出版不啻文化的再积累。“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”也好,“过七八年来一次横扫”也罢,说的都是周期性出现的人、事。读者(包括我自己)也像待决的死囚或者如需要荡涤的牛鬼蛇神,是一批批的。一本好书,不会像短命的日历一样,就是一版活儿,没有重版的机会,而是需要不断地再版,其受益者也是一代一代的。人们普遍认为,八十年代中至九十年代初,作者学风严谨,编辑态度认真,书籍内容扎实,不像后来的书那么“水”。中华、上古、三联、商务,这些名牌老社就是信誉和质量的保证,那时出的书嘉惠士林,受到大众的热烈欢迎,现在大多数都已绝版了。好书有目共睹,天下共逐之,而现在出版社与作者签的合同一般是三年或五年,八年的都很少。合同到期,作者当然有权利同其他出版社再订合同,继续出版,谁不希望自己的作品长销不衰呢?甲社的书销完了而不愿再印或卖不动了,乙社换个包装,改变一下销售策略,也许书又再掀高潮或起死回生了。如果其他出版社的合同条件比原出版社的更优厚,作者就更没有理由拒绝了。